这张教师证不一般

　　刚刚过去的9月10日是我国的第34个教师节。笔者有幸收藏到了一张民国时期的教员受训证明书（如图），从表面上看它是一张当时的教师上岗证，然而其背后却是一段鲜明的日军侵华史。

　　这张受训证书为纸质，宽38.6厘米、高32.8厘米。在黑色的条形方框内，文字从右至左排列。其标题为“受训证明书”，正文内容为：“学员刘伟雄系浙江省上虞县人，现年二十二岁，在本所第五期受训期满。此证。”颁发人为“武汉教员训练所长王叔槐”，落款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六月一日”，证书编号“第壹肆号”。从品相上看，该证书虽然历经70余年，但却仍旧保存完好，纸质挺括、字迹清晰、几无破损。

　　就称呼来看，“教员”一词含义较为广泛，它既可以指以教书为职业的学校老师，也可以指以传授手艺为职业的师傅。不过，就民国时期来说，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指前者，正如当时的“国文”如今称“语文”一样。这张证书中的受训人在受训期满后，其职业去向即为中小学校的教师。这一点可以从如下史实得到证实。

　　原来，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使奴化教育在沦陷区的学校顺利进行，日伪需要一批适合自己要求的教师，于是三种不同模式的师范教育得以出台：短期培训、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短期培训即举办教师训练班，对教师进行集中“精神讲话”，灌输所谓的“和平运动”及“大东亚战争”论调，以缓解中国人的仇日心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为消除人民的抗日思想，培训奴化教育人员，1938年日寇占领武汉后，组织伪武汉治安维持会在俄工部局旧址（今黄陂路小学附近）专设教员训练所，1939年2月开办，王叔槐任所长，王知生任教务长，招收学员41人，历时仅一个半月。后来又先后举办过6届教员训练班，到1942年9月停办时共计培训教员约900名。

　　教材是死的，而教师的嘴巴却是活的。尽管日伪大力宣扬殖民奴化精神，但全国范围内沦陷区的广大爱国教师们依然在日伪的眼皮子底下利用课堂或者活动进行反奴化教育，宣传爱国主义，开展抗日教育。在课堂上，他们传授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教授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等历史题材，教育学生爱国家、守气节，不当汉奸卖国贼；在集会中，他们用细微的声音、悲痛的语言、刚毅的态度，向学生传播抗日救国思想，在那个特殊时期谱写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