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清FICC频道认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秉持着“主动和谈”的姿态,但是特朗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言而无信,屡屡毁约中方努力取得的“贸易和谈”成绩,特朗普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谈的目的逐渐水落石出。
随着此次2000亿美元关税再升级,中国应对策略或应该有所调整:
不应再是争取美国人的理解,更不应是争取美国人的同情,而是要赢得美国人的尊重。中国需要有所改变逼迫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地位,而不是求美国人给中国应有的地位。
以史为鉴,我们发现,当前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冲突,与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交恶”非常相似,当时中国是社会主义阵容的第二大国,与第一大国苏联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值得高兴的是,最终“中苏交恶”的结果是,苏联当时对中国的遏制,最终来看是完全失败的,苏联最后以解体告终,中国却迎来了新的时代。因此,本文通过“中苏交恶”的历史经验,来为当前中国寻求应对“中美贸易战”的良方。
中国当前与美国的冲突,与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交恶”非常相似。当时中国是社会主义阵容的第二大国,与第一大国苏联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导致中国与苏联关系急剧恶化。
当时中国在思想上、技术上、经济上均与苏联有密切的联系,“中苏交恶”对于当时中国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思想上,当时中国与苏联同为社会主义阵营,且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中国党政着手建立的社会制度仿照苏联模式,但是,“中苏交恶”后,当时的中国党政经验依然相对欠缺,这导致“中苏交恶”之后中国思想上只能“筚路蓝缕”;
技术上,当时中国的技术可谓匮乏,自身科技实力非常薄弱,很多技术直接依赖苏联,比如,苏联对中国援助包括著名的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156项”,其中包括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等,“中苏交恶”导致技术援助路径被阻断;
经济上,当年的苏联在中国眼中是强大而富足的,苏联对于中国的援助在当时是不可忽视的,比如1950年苏联给中国3亿美元贷款,年息1%,对缓解我国外汇资金方面极度匮乏的局面,解决经济恢复的燃眉之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与当年的相似之处在于,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同样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冲突。
思想上,之前美国一直信奉“华盛顿共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与美国“全球化”价值观相似,而现在美国突然反悔,特朗普“反全球化”,对于中国思想上的冲击是巨大的;
技术上,中国目前在技术确实依赖美国,经历中兴等事件之后,中国人已经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经济上,中国在经济上与美国有密切的联系,中美贸易顺差占中国总贸易顺差超过50%,且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大量可以被其他国家替代,而中国进口美国商品则难以被其他国家替代。
在这种背景下,也可以理解为何美国有胆量与中国开打贸易战,因为从美国人看来,中国对美国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当中国有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迹象之时,“修昔底德陷阱”就难以避免。[page]分页标题[/page]
从“中苏交恶”的结果看,苏联当时对中国的遏制,最终来看是完全失败的。苏联最后以解体告终,中国却迎来了新的时代。
回顾当年中国如何成功应对苏联,对于如何破解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当时中国最核心的战略有两点:
第一,发展中国核心技术。当时全球技术的核心是军事技术,中国在“中苏交恶”之后,成功研制“两弹一星”,为提升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联合亚非拉国家。中国当时采用了很多在后人看来“不理性”的、包括援助在内的多种方式,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广泛邦交。
最终,中国成功在1971年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从军事实力、政治实力上都成为美、苏都不能忽视的新生力量。之后中国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左右逢源,并随着改革开放等伟大战略的实施,中国成为过去几十年中发展最快的国家。
站在当前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应当借鉴“中苏交恶”时期中国的成功经验。
我们认为,中美问题不是外交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特朗普作为精明的商人,认为已经抓住了中国的“七寸”,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已经不具备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基础,通过谈判、让步、妥协等方式让美国重新接受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国对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不应是争取美国人的理解,更不应是争取美国人的同情,而是要赢得美国人的尊重。中国只能逼迫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地位,而不是求美国人给中国应有的地位。
建议一:发展中国核心技术,包括芯片、大飞机发动机等等,不再受制于人。中国过去的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是服务,而不是核心技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中国企业确实最赚钱,但是一旦硬碰硬,中国能用来赚钱的东西都是软的。在赚钱之外,还是有一些中国企业非常注重研发投入、技术投入,比如华为的芯片、格力的家电。
在BAT中,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了最爱投资芯片公司的企业,除了中天微之外,阿里还投资了寒武纪、BarefootNetworks、深鉴、耐能(Kneron)以及翱捷科技(ASR)等5家芯片公司。企业积极投身中国战略,应当被鼓励和支持。
建议二:加快推进“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意义不亚于当年的联合亚非拉国家,而且这与当年的援助不同,“一带一路”是共赢的战略,对于中国无论是经济、外交上都有重大意义。
建议三:持续扩大中国内需。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大的时候,稳定经济只能靠内需,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监管政策适当微调,房地产泡沫应当加大抑制力度,这些都是必要的。
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应当保持政策定力,“打破刚性兑付、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要坚定不移。政策层需要避免“软约束主体”刚性兑付进程出现倒退的情况,要重点防范“国有企业”等主体重回加杠杆的老路,以及房地产泡沫作为“债务依赖”的重大风险点,“房地产去泡沫化”需要无死角,政策层要保持政策定力,不应该为了缓解阵痛而放弃长期改革已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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